这场上座率不到一成的电影散场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部纪录片到电影院来看。事实上，在进场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竟与姚明和郎朗齐名，被誉为当下美国最引人瞩目的三位华人青年。朦胧中只记得一位前辈曾对我提及他对张纯如的一次采访，发生在这位华人女作家自杀前不久，据说当时的她忧郁症已非常严重。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恐吓和骚扰，让她整日为家人的安危担忧，几乎不能正常生活。她最终选择在加州自己的汽车内用一颗子弹结束生命，她的墓碑上刻有这样的字句“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我想即便没有“南京大屠杀”作为副标题，我也会有兴趣了解这样一位知性女子的心路历程，在那些震惊西方的文字背后，一颗细腻柔嫩的心灵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炼狱？这种冲动换作三毛或者张爱玲，产生的效果应该是等同的，但如果没有这个副标题，我开始担心仅有的几个一同进场的观众。说实话，我也在购票点前犹豫，同样一段历史，是选择周润发《黄石的孩子》，还是这位不曾熟知的逝者？

　　 关于这个女人，我更关注的是她的自杀事件，那些官方的、被大众接受的说法背后，真像到底是怎样的？据说美国孟菲斯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也在这一焦点上驻足，他认为女性极少用枪自杀，而张纯如在吞枪自尽时还在积极收集第四部著作的材料，这说明她仍然倾情于自己的事业，单凭这一点就足以驳斥张纯如作为一个多愁善感的“文艺青年”郁郁寡欢的形象。纪录片里，我们可以反复听到背景音乐中的一句“my weapon is my word”(我的笔就是我的武器)，一个以战斗姿态示人的作家，应该是有着鲁迅式的勇敢与智慧。张纯如的确也是不惜代价，亲身体验了一场骇人的历史，并第一次用英文将这场浩劫传播到西方。那位历史系教授于是将她定位为历史“调查员”。

　　 在这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纪录片里，有不少篇幅描写张纯如在写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时期的精神状况。每天，她从中午起床，一直写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寂静空荡的房间里，她看到镜中的自己忽隐忽现，她失眠、忧郁、开始掉头发、体重锐减，这一切都源于接触到的大量描写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资料。她在书中提及了自己最崇敬的偶像明妮·魏特琳，在大屠杀中，魏特琳保护了大量南京妇女免遭日本侵略军蹂躏，但在1940年，魏特琳则因为精神崩溃而不得不返回美国。张纯如在美国图书馆中挖出了尘封的魏特琳日记，其中最后一篇写着“我的精力已经到头了，健康已经崩溃”。魏特琳在归途的轮船上几次试图跳船，回到美国便住进了一家精神病院，然而一年之后，在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她还是用胶带封住了房间的门窗，选择了打开煤气自杀。那些露骨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仅发生在三十年代南京城的百姓的身上，同样也让这两个善良的女人承受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1995年，张纯如怀揣几千美元从广州坐硬卧来到火炉南京，那时，她也许并不曾预知接下来一个月的时光将给自己的生命划上一道抹不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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