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看到何兆武的《上学记》，忍不住想起一些事来。

　　前几年，某个杂志上提到何兆武先生的逸事，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杂志社联合，要召开他80寿辰的纪念会，只是因为他坚持谢绝，才改为理论的研讨，可是会议的当天，他却突然“失踪”。我猜想象先生这样著作等身的人，必然性情清高，旁人侧目，所以我到清华园他家里拜访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会不会遇上的是一个性格古怪的老头儿呢。

　　然而先生并不古怪。谦逊、和蔼。他拿出一张过去的西南联大同学的合影，逐个逐个地说出他们的名字，记忆力之好，令人惊叹。

　　他讲到著名的吴宓，和他的人生哲学，讲他是一个矛盾的人，“当时穿着长衫，显得古板、守旧，可是在爱情上又很浪漫。”他还记得记得沈从文先生的课，字斟句酌的，讲得非常慢，如果通篇记录，就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他讲到曾经与他同宿舍汪曾祺  ，“后来他也成为一个作家了。样板戏也是他编的。有一次美国同学回来聚会，他也在，他说样板戏最后都是他加工的。那我说那你对京剧一定很内行了。他说他不懂京戏，不过没有关系。哈哈！”

　　他讲到自己有一个经济系同学叫陈良璧，没有几个人懂得马克思的时候就开始讲马克思，到了大学还在讲马克思。何兆武躺在草地上晒太阳，陈良璧和另外一个同学高谈阔论：将来、中国青年、左边、右边等等特别响亮的字眼。三年级的时候，他回绥远老家，取道西安，被就被戴笠抓起来，坐牢了一年。后来被放了回来，回到西南联大，就比何兆武低了一届。何兆武就问，你到什么好地方去了？他摇头，你知道戴笠是谁吗？他是中国的希特勒！

　　陈良璧后来去了剑桥，回国当了北大经济系的系主任。“后来评职称，只给了一个讲师。他很不高兴，他那么早就讲马克思，还坐过国民党的牢。他就离职了，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经济来源，很狼狈，只好回到了老家内蒙古。后来去世了。”

　　这是旧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先生说。

　　对于过去和现在，他极少有臧否。他讲过去的人，反复地讲，说他们那时侯，太爱做梦，都不够现实。而自己在学校里，只变成了一个欣赏家，什么都欣赏，反而没有做出太多的事情。他讲啊讲，一直带着微笑，脸上泛着柔和的淡淡光辉，眼睛望着远处，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无视光阴的阻挠，他又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那一个做梦的年代，看到了那个小小少年。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清华园里的一所仄仄的旧房子里，光线不足，还有些寒冷，电暖气静静地吹着热风。

　　告别的时候，向先生深深地鞠了个躬，请他留步。不知道傍晚的阳光射入老人的窗子时，会不会有些寂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