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革生人，我历来认为血统论是荒谬的，要批判，但谬误里也隐藏着莫大的真理，那就是性格决定命运，血统决定性格。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蛤蟆的儿子会气功，蜈蚣的孩子能跑马拉松——人家的备用胎够多，天生就比你这两条腿的能跑。在北京，有一种大院文化，大院里的孩子以王朔、姜文、叶京之流为典型代表，他们有许多类似之处：脑子灵、脾气大、有才华、擅吹牛，最爱折腾点《阳光灿烂的日子》或《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来缅怀乌托邦绮梦。我认为他们是红旗下的蛋。

　　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前些天我偶然思索起几个好朋友，包括徐老克、陈老黑、潘老靓，惊诧地发现他们都和我一样，出身小地方，都是教师家庭，家教严格，所以我和他们气质相近，不需要预热和前戏就可以直接成为一丘之貉。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都是教师下的蛋。

　　我的这几位朋友，都在博客里倾吐过身为教师子弟的苦水，尤其是潘老靓，据其供词称，他小学时是母亲当班主任，中学是父亲当班主任，搞得他压抑莫名，连初潮的时间都大大押后，相当地影响发育。不过他又称，惟一的慰籍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句话套在他身上，总算没有吃亏。

　　据我观察，这几枚教师下的蛋都是厚道人，温文尔雅，对男人和女人皆以款款深情待之，温和，耐心，不与人强斗。啊，根据以上特征，你难道还不能想起那些八十年代里辛勤的园丁么。比较惭愧的是，我虽然也是教师子弟，但是我浮躁，好斗，与这些朋友们最相似的只有一点，就是看到漂亮的女学生时，都会眼皮一抬精光暴射。

　　教工子弟一般学习都很勤奋，并不是自己好学，实在是因为考得太差的话，父母脸上挂不住。在校园里浸淫久了，渐渐自己也觉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好了书，才可以爬到别人的头上撒尿。此外，父母的严厉管辖亦是重要原因，我的母亲当了几十年教师，苛政自不必说，父亲虽然只当过两年教师，但已有体罚学生的不良记录，后来他离开了教师队伍，学生们自然是奔走相告，只是苦了我们兄弟。父亲一旦手痒，时常拿我们哥俩祭旗，我和我哥每次斗殴之后，必受父亲的哨棒款待，打得骨髓都出来了。好在父亲只喜欢关门打狗，我对他最感激涕零的是，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在脖子上挂一只尿桶，游行校园。

　　至于教师子弟成绩必定比别人好，这个结论目前还不可考。我在校园里潜伏了10余年，发现没有任何教师对儿女放任自流，但也有许多教师子女很不成材，愚钝者甚多，我疑心这些老师体罚时不得法，把孩子打傻了。我父亲有大智慧，他给我们上满清十大酷刑时就从来不打脑袋，我们下了刑场就直钻床底，那里藏有常年炮制的各式跌打酒，可任意取用，仿如自助餐一般，啊，世上只有爸爸好。

　　我哥不幸，上初中时沦陷于母亲的魔爪。他当时经常揣着蜥蜴上学，无心向善，母亲上课时叫他站起来回答问题，答至一半，母蜥蜴便自口袋爬出，婷婷立于他的颈脖，幽幽凝望着喧嚣的人世。我哥尤其郁闷的是，他偶尔考得好时，同学必疑心母亲泄题，他若发挥正常水平，母亲教学的公信力则大为动摇。难为死了哥哥。

　　我佛慈悲，没让我坐过父母的课堂。我的狡猾泼皮，都是在许多老师念在与我父母的同事情分下，睁只眼闭只眼纵容而成的。但家庭熏陶仍是关键之极，母亲书柜上的语文书籍，父亲书柜上的医药宝典，令我融会贯通，将人体科学与文学艺术结合起来，走上了臭名昭著的黄色专栏作家的道路。

　　当我在京城的月光下写下这篇专栏时，想起了这是我的生日。33年前的今夜，我出生在故乡江边的学校破平房里，据说，刘公馆麟儿诞生翌日，满江的河水都泛黄了。我是教师下的蛋，虽然是一枚坏蛋，但是今夜，想起故乡和校园，我这个坏蛋依然会涌起疼痛和离愁，亦即是说，乡愁得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