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从落雪的北方潜回了永远像荡妇一般怀春的南方。许多年来，每逢春节，我就会像候鸟一样，扑腾着翅膀，以归巢的姿势准确地进入故乡。在流失的时光中，我总是那个鸟样。

　　春节，于我看来，无非是一个令少数人敛财、多数人散财的时令。这些年来，哪怕我在异乡过着猪狗不如的苦日子，回家过年时也要挥霍掉一个月的工资，把钱奉献给交通部门，餐饮部门，旅游部门和那些比我更贫困的穷亲戚。一条在异乡吃着潲水油、喝着劣质啤酒的丧家犬，终于在除夕那夜挺直脊梁，成了乡党们羡慕的大款。呵，我多么希望那些鄙夷过我的女子望着我高耸的某个部位（我喜欢把钞票缠在腰间），捶胸顿足，痛哭流涕，而我亦苦楚地大哭：天啊，我攒了那么多钱，谁能帮我花光它啊。

　　回到20多年前，过一次年，足以使许多家庭脱富致贫。且不说采办鱼肉和派送红包，单是小孩们放的鞭炮，就简直是在烧钱。在故乡，除夕夜放鞭炮实际上就是斗富的过程，穷人家向来只能放些排炮，勉强响几声便哑了火，像一个肾虚患者，坚而不挺，挺而不久，而富人家放的是成捆的鞭炮，跟大啖伟哥的壮汉似的，从凌晨响到天明，每一粒火药都在轰炸着穷人们的心房，提醒着你勿忘家耻。即便是捡拾鞭炮的孩童，望见你家门前薄薄的一层鞭炮纸，也会啐一声：呸，穷鬼。

　　我们在童年里，也因家庭的贫富而天然分成了两个阵营。富人的儿女有花戴，阔佬的小孩有炮烧。那些有钱的孩子总是聚在一起，比谁的烟花更亮更高更眩目，我们这些穷孩子则在一边眼馋地看，去拣别人未燃的炮仗。我最大的爱好，是去炸牛粪，鞭炮插在牛粪上，见有人远远走来，点燃了藏在附近，敌军进入埋伏圈，炮声隆隆，那衣着光鲜的苦命之人，满脸尽带黄金屎，我在那一刹的生理感受，简直可以与多年之后的行房相比拟。这也说明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仇富心理，多年以后，我在中关村望见路边的保时捷，依然会涌起拿扳手去撬一个车轱辘的欲望。

　　记得故乡有个阔亲戚，每年都要烧500元的鞭炮，说是放炮多可以祈福，那时的500元，是我父母许多个月的工资，我不敢想。小时候老家的百货大楼有玩具枪卖，10元钱，我很喜欢，每次去都趴着玻璃看很久，可是我知道10元钱可以买好多只鸡、好多斤米，所以，我从来都不和父母说，我是多么喜欢那把枪。

　　后来，我们家迁居到了南宁，我也有能力烧500元的鞭炮了，可是，南宁禁炮了。今年南宁开禁，但是10多年的禁令已经使得如今的孩子不会放鞭炮了，所以市政府又劝说，父母要教导孩子正确地燃放鞭炮。

　　现在已经不流行点炮了，现在流行打炮。王朔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不止一次地说，打一炮，打一炮。一年前木子美到我们公司做访谈时也说，看到有顺眼的男人，如果彼此都有意愿，就会打上一炮。

　　点炮和打炮，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譬如，都很耗钱，都会弄出很大声响，都会在某个瞬间，感觉爽到飞起。所不同的是，前者需要的是在事前点燃一支烟，后者往往是事后才点烟。而一致的是，完事之后，那种繁花落尽的空茫感，那种埋伏在长夜里的孤寂和落寞，总是教人如此疲乏。

　　小时候，我们点炮；大了，我们打炮；老了，我们哑炮。从初一到十五，从喧嚣到寂静，到车水马龙到门可罗雀，人生的体例，大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