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那天傍晚，我穿过细碎的南方冬雨，回父母家过节。母亲在厨房忙碌，我从书柜里翻出一本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懒洋洋地看，一切都宛如20年前的旧景。而这本20年前由花城出版社印刷的旧书，里边记录的柏氏20年前的旧言，如今看来，竟是一点都未过时。

　　 唯一过时的是，现今的中国人，更丑陋了。

　　 柏杨其人，有不少浅薄疏漏之处，离黄钟大吕尚远，但他所言之丑陋，皆是事实，其文品至少比一群炮制《中国可以说不》的投机之徒要好上一点。放眼中国，像老汉我这样面容丑陋心灵高洁的人还真是不多：教师忙着采阴补阳，医生忙着索要回扣，记者忙着敲诈勒索，警察忙着枪击教授，曾经崇高的四大职业尚且如此，其余更不必说。视野所及的一切行业，都是肮脏的，甚至包括农民。我的故乡因为靠近荔浦，农民们于是在种植时将一种剧毒农药埋在芋头根部，据说可令芋头鲜美无朋，可冒充天下闻名的荔浦芋卖，当然他们自己是不吃的，他们只笑眯眯地望着城里人吃。

　　 城里人更丑陋。他们要下毒可不是请你吃芋头，而是搞PX，跟毒气战似的。柏杨笔下的臭鞋大阵，算个P。

　　 当无良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就习惯了邪恶、奸诈、欺瞒、暴戾、冷漠，洪洞县里无好人，华南虎中有乾坤。20多年前，有位华人有感于柏杨的说辞，写了篇《伟大的中国人》，述及抗战冬令时有名老太太在重庆朝天门浮桥落水，百舸争流只为旁观，万千民众聚岸袖手，仅一男人脱大衣下水救人，他救起人后一看，大衣已不知去向。该华人50年代初在台中火车站救助过一名病者，刚到医院，病者就成了死者，死者家属赶来，为避免出钱，硬诬说死者身上的50元不见了。这都是半世纪前的事，而如今，这些丑陋的传统正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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